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以立法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究竟是人彻底告别自然，自然再也无法成为人法的尺度，还是依旧以自然为尺度? 最后，法与国家的关系必然发生调整，究竟是法依托于国家及其强制力，还是依托于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跨国网络空间及其强制力? 这些决断并不是要等到智能人出现之后才当作出，而是要在智能人出现之前，当下的人类必须及时决断的根本性问题。典型的表现便是博丹提出的主权观，人而不是上帝成为主权者。
到了工商文明，人逐步开始通过精神介入到自然世界人们也逐渐觉察到，传统立法、执法和司法手段的保护作用存在局限。现代工业社会则与之相反，人类试图主宰自然世界。虚拟世界高度随机性、即时性、可塑性的特点，决定了它难以通过传统法律进行规范，而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则可以更好确保交易的效率和安全。它必须升级换代，才有可能去应对未来世界的风险挑战。
注释： [1] 可参见Decentraland的英文官网介绍，来源：https://decentraland.org/cn，2018年5月22日访问。在这种特定的技术和工程路线下，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得以迅速发展，而这也由此带来了棘手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中国历史和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51]市场经济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政治权力（公共权力）可以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濂溪先生（周敦颐）所传的正是孔夫子的道学。[34]秦灭六国是通过暴力取胜，所以秦可以自如地选择大一统也可以选择封建制。人权有历史性和民族性，但美国将人权标准包装成普世人权，利用人权标准干预他国内政。
虽然考试并非绝对公平，但原则上对各社会阶层全都开放。在欧洲反对王权和封建贵族的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形成了同盟军，革命的对象是国王和世袭封建贵族。
这不是中国的民主，而是学者作主或者西方主、美国主。他们所说的立宪意义上的宪法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最早是在近代西方开始出现的，因此人们又把它叫做近代意义上的宪法。虽然强者的所得或权利多于弱者，但不能两极分化。权利清单无疑也是国家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64] 田飞龙：《中国宪法学理论流派的形成》，载于《山东大学法律评论》第6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14] 科学具有逻辑一致性和可被经验或实验证实的特征可以引出科学的第三个精神：怀疑精神。4.8为什么有些学者反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封建主义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是儒家，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中国主流宪法学者违背任何国家宪法都是赋予本国政权合法性的基本常识，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宪法学者，而是资本主义道统分子了。
自孔子以来，中国一直有政统和道统之分，道统是政统的标准。目标是否相同是制度能否借鉴最重要的因素，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不同都会导致制度选择的不同。
代议制的议会实际上就是贵族或者寡头俱乐部。学者为学术而学术的意义正在于学术可能赚不了钱但对社会有用，学术可能现在没有用但未来有大用。
[28]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2005年第2版。真正有良知的学者不应打着人民的幌子追求自身利益，而是将自身与人民融在一起。而舜复益之义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柯华庆：《党的全面领导与依宪治国》，载于《学术界》2018年第11期。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尧之所以授舜也。制度与技术类似，追求不同价值的人会制定不同的制度规范，要想确立或制定好的制度，必须遵守科学规律。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器物、制度到文化，中国面对西方的强烈挑战。一个国家之内，通常情况下政府是垄断暴力的最强者，当地方势力或者经济组织比政府更强大，政权就有可能被瓦解或被颠覆。
以儒家道统约束的君主政治在君主与贵族之间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对于规范宪法学来说，要力图克服传统规范主义的上述宿命（也就是他在上文所说的纳粹时期德国规范主义宪法学的‘恶法亦法），与其说索性放弃本身的那种重视实在规范保障的立场，倒不如说必须把握实在规范保障所必需的可靠前提，那就是：在理论上首先确认权利规范在整个宪法中的价值核心地位，其次进而追求宪法规范向‘规范宪法的升华。
然而，有些中国学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以封建专制政治道统和资本主义政治道统来评判社会主义政治，却堂而皇之以社会良心自居，迷惑老百姓。[17]然而，现实中这些条件都不能满足，现实中的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有人聪明有人愚笨，有人俊秀有人丑陋，财产继承和教育又扩大了这种不平等。
我们赞赏韦伯说的不能在课堂上向沉默的羔羊兜售自己的政治见解或政治主张，但不能赞同他所说的在课堂上回避政治。高级官僚的实际收入超过体力劳动者4万倍。该书首次提出用三主体模型分析社会问题，同时论证社会主义价值是共同自由。例如，牛顿力学大厦就是通过三大定律推导出来的。
布罗代尔在三卷本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逻辑。结语 政治是社会关系的统领，社会科学以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必定涉及政治。
5.2 宪法的目的与宪法学的使命 宪法是国家法，宪法学是国家法学。这一文化传统在经历几次周边少数民族入侵之后并没有多大改变。
为此，波普尔提出可证伪性原则，也就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借经验检验的方法被挑选出来：经验科学的理论体系必须可能被经验所驳倒。[3] 朱熹编撰：《四书章句集注》，长江出版社，2016年。
由此可见孔子并没有传道统之资格，孔子虽然贤于尧、舜，但不得其位，只有述道学。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民主的本来含义应该是中国人自己作主选择适合自己的民主制度，然而绝大多数中国学者讲民主时滔滔不绝从古希腊开始讲到美国当代，然后就说中国人应该怎么做。在这些历史阶段，资本主义一直受到强大的中央政治权力的抑制。
然而，自由仅仅是资本强者的自由。我们必须明确这些学者倡导的价值背后实际代表的哪类主体的利益，是个体的、少数人的还是多数人的？富人的、穷人的还是中产阶级的？家庭的、小团体的、地区的、国家的还是人类的？法律人常常以正义代言人自居，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谁的正义？穷人的还是富人的？少数人的还是多数人的？中国正义、美国正义还是人类正义？这既是价值和政治清晰化的过程，也是学术明晰的要求。
因此，中国的制度设计不仅仅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移植外国的，也不能将发达地区的制度照搬到贫困地区。君主或僭主必须联合其他主体一起统治，联合其他主体就需要共享利益，只不过利益的分配主次有别。
周公之后，内圣与外王已分裂为二，于是孔子开创了道学时代。一个国家到底选择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资本主义民主是由其历史条件和国情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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